留守儿童困境，根在公共服务扭曲

8月26日，是深圳这座城市36岁的生日。作为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，在纪念她36岁生日时，需要感谢的人非常之多，但千百万曾经或正在为了深圳发展而背井离乡的移民人口，一定是不可略过的。

在上周五的深圳音乐厅，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守儿童，抛开胆怯羞涩，站在舞台上，绽放出他们自信大方的一面，合唱了包括《好想你》在内的14首中外文歌曲。这是第五届南都留守儿童合唱团音乐会的现场，因缘巧合，也变成纪念这座城市诞辰的一种特殊形式。为此，广东省委副书记、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还特别致信祝贺，对孩子们表示感谢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表达了信心。深圳市各级政府的多位领导，也共同观看了合唱演出。

深圳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重镇，也是年轻化劳动群体密集的地区。所以，在深圳光鲜亮丽、硕果累累的背后，同时隐藏着一个令人揪心的事实，即这也是一座拥有大量留守儿童父母的城市。每年的暑假，包括南都在内的许多机构，都会组织各种活动，帮助孩子回到父母身边，呼吁政府和社会一起来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。然而，这样的举动虽然意义非凡，但对于彻底地、系统性地解决问题，却如同蚍蜉撼树，不敢赋予太高期望。

留守儿童现象的本质，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枚切片，它不是独立存在的，而是与我们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制度密切相联系。所以，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，很难是单独的、快速的，而注定会是系统性的、缓慢的。在今年7月，《国务院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》正式下发，该《通知》明确了经济发达地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负主体责任，并针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、东部发达地区各自给出了相应的执行措施。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，实际上就是外来务工人群在就业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，他们的孩子上学、就医问题得到了解决，市民化也就完成了。自然而然，留守儿童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。

从上述政策出发，至少表明了中央对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诊断清晰，举措明确，即解决留守儿童依靠的不是临时性、案例化的补救，而是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权责安排上，做出结构性的调整。举一例，在江西弋阳，葛溪乡初级中学的路光生校长曾带领20余位老师赶赴浙江义乌，为101位家长开了“跨省家长会”，许多家长闻讯，甚至从周边市县赶来。其情其景，令许多人潸然落泪。不过，在感动的背后，却是家长无力供孩子在工作地读书、生活的现实。很显然，并不是所有家长工作不够努力的原因，而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服务没有跟上，以及宏观利益分配结构扭曲导致的。